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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和安徽為何分家?合肥何以成為安徽省會?

      作者:溫駿軒

      來源:地緣看世界(ID:diyuankansh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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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為什么會成為安徽的省會?如果按照歷史順序來看的話,最起碼要到清朝才會涉及到這個話題(1949年以前,合肥還只是個只有數萬人的小縣城)。另外,如果想要解讀安徽,就必須將之和江蘇放在一起觀察。事實上這兩個省份,在清康熙以前,它們是作為一個省份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上的,這個省就是“江南省”。而在明朝,它的名字叫作“直隸”,也就是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之意。在永樂皇帝將京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后,直隸之名也隨之給了河北。但南京實際上還是有都城的性質,因此拱衛南京的這個省份仍然保留了“直隸”的稱號,只是需要在前面加個“南”字,以示區別。


      關于江南省,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它的地理結構。應該說江南省的地理條件是非常好的,這其中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水”多,四條獨流入海的“瀆”有兩條經過這個富庶的省份。長江、淮河不僅為江南省提供了充盈的淡水,還使得它80%的土地都為沖積平原。這些平原大部分為肥沃的耕地,在養活這片土地上的農民之后,更成為帝國的糧倉。

      對于農民來說,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那些沿海的土地,由于成陸時間不久,尚不能用來耕種。不過上帝在對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為你再打開一扇窗的。早在吳越春秋之前,人們就已經發現,這扇窗反而比門要大的多。那些沿海的沙地固然不能用來耕種,但用來曬鹽卻是再好不過了。這種人類所需的最為重要的礦物質,后面所隱含的經濟利益是十分驚人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政治家還在為是否應該解除他的專賣而思慮再三。

      “水”不僅為江南省帶來了糧食和食鹽,還為其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在古典時期,陸地運輸的能力非常有限,水路交通無論在運輸量和運輸的效率上都最佳的選擇。這種情況即使在技術水平得到極大提升的今天,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長江、淮河以及沿海的

      航道,足以讓江南省盡得水利之便。不過對于古人來說,海路所面臨的風險更為不可控,一場臺風足以破滅你所有的希望。吳越之人所造的樓船能夠在江河之中順利穿行,但在海面去經常面臨滅頂之災。這些都促使古人在陸上尋求一條南北向的河流,以溝通南北的物流。關于江南省的那條溝通南北的重要河流——“京杭大運河”相信是無人不知的,不過最先開始這項偉大工程的卻并非是隋煬帝。等于我們解讀完江南省的背景之后,回到春秋的時空,就會清楚誰應該享有運河的知識產權。

      長江、淮河、運河、海路,兩縱兩橫的水上交通線,使得江南省盡得地利。這種優勢在古典時期后期,中國的政治中心開始東移之后更是顯露無疑。帝國有1/3的稅賦出自這個省份(清初數據),而由于人民的生活相對富足,也有更多的人可以從勞動中解放出來接受教育,因此也成為才子之鄉,在上榜的進士中能夠占到將近一半的比例。這樣一塊“才”“財”兼備的土地,無疑是極受帝國統治者的關注的。

      江南省(南直隸)的經濟人才優勢,最遲在明朝就已經完全顯露出來了。如果明朝的繼任者仍然屬于“正統”的華夏體系,那么它的地緣格局可能并沒有必要改變。只可惜這對于清帝國來說,江南的財富和人才固然也是他們所需要的,但面對一個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結構的統治者,越是富庶的地區越會感覺到恐懼。更何況強大的知識分子階層,更加排斥這種改變的可能性,特別是這種改變的力量來自于非傳統的力量時。因此江南地區對于滿洲人的抵抗也是異常激烈。如果不是后來清帝國的統治者主動采取的漢化的策略(如果從社會結構上來看,漢化的目的就是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局面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不過作為邊緣民族統治如此大的帝國,居安思危是必須的。為此滿洲人做了種種努力,以維護自己的統治,而江南省作為帝國的經濟支柱,則需要作出一定調整,以變得更加穩定。如果可能的話,帝國的新主人會毫不猶豫的將經濟中心遷至關外,這種情況在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后并不鮮見。但在古典時期,人類對于土地的依附力要遠甚于現在。你可以把機器搬到你想到的地方,但卻不可能把能夠有豐富物產的土地移走,更何況江南地區的交通優勢也是無法替代的,因此行政方法成為改變地緣結構的唯一手段。作為“地緣”概念最為重要的衍生品“地緣政治”,并非只能用于外部,對內也同樣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2

      作出決定的是那位被稱之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具體的手段是將江南省一分為二。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一直是政治家的最愛,即使是在一般的管理中也是屢見不鮮。如果按照地緣文化的情況來進行分割,東西向的將江南省分為二部分看似是最為合理的。問題是這樣做并不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則,所謂的分而治之是需要將盡量多的元素組合在一起,以避免其內部形成新的合力。如果讓經濟地位及戰略位置最為重要的長江下游地區(包括南北兩岸),仍處在同一省份的管理,這個新江南省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并不會明顯的減少,因此最終江南省被按照南北向的中間線一分為二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每一個省份都包括了三種明顯不同的地緣文化。以江蘇為例,北部以徐州為代表的地區,明顯屬于中原文化區;而長江以南的絕大部分地區則屬于吳文化區;至于二者之間的江淮地區則形成了過渡性的“江淮文化”。中國的南北文化差異,盡在舊江南省故地顯露無疑。而其中由于地緣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間隙至今未能彌合。

      在分割江南省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兩個新省份選擇自己的行政中心了。在古典時期,東亞的行政中心同時還要承擔經濟中心的任務,這一特點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改變。就一個城市的建設來說,防御和交通都是必須要考慮重點,因此面山背水的地點總是更容易受到青睞。就兩個江南新省而言,長江和淮河都是可以選擇的對象。不過在古典時期的后期,長江的風頭顯然要蓋過了淮河,能夠扼守長江航道,又有丘陵可以倚靠的南京、安慶成為了新行政中心。所謂江蘇省,也就是取了江寧(南京)、蘇州兩字之首而組成的;而安慶和徽州(黃山)也各貢獻了一個字成就了“安徽”的省名。如果仔細觀察這四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就會發現長江及長江以南地區在帝國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更能理解為什么要縱向分割江南省了。

      雖然江南省已經被分割了,不過“江南”的概念還是保留下來了。那位一般被我們認為只是去“江南”尋花問柳的乾隆皇帝,其實更為關心的還是這一地區的穩定性。而在江時,最起碼江淮地區還是被包含在江南的文化概念中,特別是江淮地區的東部。在江南已經成為富庶的代名詞,江淮之間的以揚州為代表的地區又憑借淮鹽之利,運河之便富甲一方,因此長江這條地理分割線也就不那么重要的。只是到了近代,運河和淮鹽的重要性都大不如前了,經濟上的落差使得江東平原開始有意無意的強調長江這條地理分割線(甚至是語言分割線),并且設定出“江北人”這個帶有貶意的稱謂。

      理順“江南”這個概念的意義在于說明一個道理,其實并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視,有的只是經濟上的差異。當一個地區能夠在經濟上變得發達時,它的地位自然會上升。而要想做到這一點,需要作出努力很多,而地緣因素是必須考慮的,即如何發揮自己的地緣優勢。現在各地區熱衷于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作各種規劃,所考慮的基本要素就是自己的地緣結構。盡管有的時候領導們會一相情愿的放大自己的地緣特點,但基本的思路和最終的結果還是必須依據客觀的地緣條件而獲得的。

      3

        
      現在讓我們談談合肥的問題。

      關于合肥,我個人年幼時最初的印象來自于兩件事:首先是一個相信很多朋友都聽說過,謎面與“兩個胖子”有關的謎語;二則是小學地理老師的一次授課。當時他在講解中國省會的位置,其中特別提到省會城市一般都在大江大河邊上,因為在古時候能夠運輸大量的物資,然后他頓了一下說到合肥是個例外。也許他當時也不是很清楚合肥為什么能夠成為省會,因此補充到,據考證,合肥在古時候也是有大江大河經過的,至于是哪條江河就沒說了。當時留下的印象極深,以至今日仍然歷歷在目。

      關于將城市建在江河之濱,除卻得到淡水資源以外,能得交通之便的確算得上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了。對于安徽省來說,長江和淮河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首次展開同一級別的競爭之時(春秋戰國),楚國人就曾經將他們的都城東遷至淮河南岸(郢都,今淮南壽縣)。而三國時期的袁術也曾在此稱帝(壽春)。至于長江沿岸的城市,安慶在安徽建省之初就成為省會的所在,其扼守長江中下游的重要戰略地位也為歷代皇朝所重視。

      鑒于淮河在近代的地緣作用極速下降,特別是被黃河奪取了出海口之后。因此將安徽的省會設定在長江沿岸似乎是最被合理的選擇。事實上長江中下游的各個省會即使因為地理條件所限不能臨江而建,也有足夠寬闊的水路也長江相連。換而言之,能夠多大程度利用長江之力,是能夠成為一省政治經濟中心的重要籌碼。而恰恰是在這點上,合肥并未能爭取到足夠的分數。

      如果說古典時期江河能夠提供給城市的是門交通之便的話,那么在工業時代,鐵路的修建極大的提升了陸地交通的運輸量。這使得陸地運輸線的重要性有機會超越內河航道,而隨之而來的地緣改變則是鐵路沿線興建了大批新興城市。而那些能夠處在兩條鐵路線交匯之處的城市,無疑能夠取得更多的資源脫穎而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夠成為一省新的政治經濟中心(鄭州和哈爾濱就是典型案例)。參照這一類案例,合肥也許是因為鐵路之便而從江、淮城市的包夾之中突圍,一躍成為安徽的省會。只可惜在查看了鐵路網之后,我們會發現鐵路并不是合肥的強項。那些地方鐵路并非是促進合肥成為行政中心的源動力,反而應當是合肥成為中心城市之后而帶來的經濟效應。

      如果交通不能成為合肥成為安徽省會的地理優勢,那么也許它那處在安徽地理中心的位置是選擇合肥的唯一理由了。這樣做似乎也能夠讓合肥成為江淮之間的平衡者。問題是這是真正的原因嗎?

      從歷史的角度看,合肥本身也并非沒有戰略價值。由于合肥的東南方向即為“江淮丘陵”,而合肥則是江東地區的這個外圍緩沖區的第一線。不過江淮丘陵本身的密度并不足以構筑強大的防線,因此如果北方來敵突破淮河防線之后,江淮丘陵的作用更多的是用來遲滯敵人的行進速度,以為江東地區可能的反擊獲取時間。從這個角度看,合肥的戰略作用其實也不算特別重要。

      合肥的防御力不足,在國共內戰中也有所體現。當國軍退守長江以南之后,突破了淮河防線的共軍將合肥作為了南下的前進基地,并將之暫定為安徽的行政中心(皖北行署),以管理已經解放的皖北地區。先入為主的想法,被認為是合肥有可能最終成為整個安徽行政中心的重要原因。
        
      不過審視一下1949年以后的軍事形勢,也許我們就能夠理解合肥被確定為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了。所謂成也長江,敗也長江。長江沿岸城市之所以備受青睞,是因為這條能夠溝通東海的大江。而安徽境內的沿江城市之所以退出了省會城市的競爭,也是因為長江。這主要是因為新興的共和國盡管自認為在陸地上可以無敵于天下,但在水上并沒有任何優勢可言。換句話說,那些被歷代王朝所依重的江岸城市,這時卻很有可能被最先突破。由于長江沿岸各省的中心城市都與長江溝通,因此理論上東南之敵在獲得足夠的支持之后可以溯江而上,將長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一網打盡。而安徽的地理位置,則是敵方突破長江防線,向北突入中原的首選地區。因此將政治中心依慣例放置在這段南北走向的江面兩側,就好像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一樣危險。

      在這種軍事戰略的影響之下,在江淮丘陵的西北側,選擇合肥作為政治中心,以在長江防線從東南方向失守之后,依托江淮丘陵逐級抵抗,將反攻之敵膠著在江淮丘陵,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自身在陸地上的優勢。如果按照這種思路,將政治中心設置在淮河沿線似乎也是一種選擇。只不是如果你將自己定義為一個防守者的話,在機械化的攻勢面前,淮河與江淮丘陵之間的大片平原會將勝利的天平向對方傾斜。因此在江淮丘陵的邊緣,或者說把寶壓在江淮丘陵和丘陵之間的那些湖澤之上,是更為安全的選擇。最低限度也能為中原地區爭取更多的時間。


      客觀的說,如果從經濟的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線上合肥應當沒有理由競爭過長江沿岸城市。縱觀安徽的地理結構,處在江東,能夠更好對接長三角的蕪湖應當更具有區位優勢。這并非是說蕪湖一定會成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據它的地緣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獨秀。

      經濟上的發達與否很多時候并非是成為政治中心的基礎。對于政治家來說,軍事戰略往往是他們選擇政治中心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畢竟對于政治家來說,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這也造成了很多“雙城”現象,即很多國家或地區都會逐漸形成一個政治中心加一個經濟中心。比如美國的華盛頓與紐約;中國的北京與上海;廣東的廣州和深圳;山東的濟南和青島;遼寧的沈陽和大連。只不過中國的情況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過于強大,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或者說行政中心更能夠利用行政權力獲得額外的地緣優勢(比如以自己為中心,構筑交通網)。因此在地理條件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依據政治優勢獲得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重慶之所以要從四川分離出來,合肥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數萬人的小城,發展成為安徽的經濟龍頭,都是有著這樣的地緣背景。

      結語

      安徽的情況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對于安徽來說,長江是它下一步發展的地緣資本。如果從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的角度來看,它無疑比另一個長江省份——江西更具有優勢。這兩個省份的沿江地區在歷史上共同享有“吳頭楚尾”稱號,如果再要細分的話,安徽的長江兩岸歸為“吳頭”,江西的北部歸為“楚尾”似乎更為準確。這也是目前皖江經濟帶在大長三角地區的聲勢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游移不定地緣原因(如果兩湖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話,江西與它們組團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會設定是否是一個錯誤,在安徽省內一直是有所議論的。不過從結果來看,這種設定對于消除地區差有一定好處,最起碼安徽的地區矛盾或者說地區的經濟差不象江蘇那樣尖銳。只不過這種平衡在過往并沒有起來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國前30年的情況很類似),也許在今后安徽出現幾個經濟發達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開始真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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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的故事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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