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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扔掉的寶貝,日本人撿到后稱霸亞洲


      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說,萬歷十五年(1587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江西人宋應星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他出生之時,家、國雙衰——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到暗淡無光的普通家族,只用了三四十年。


      據說,宋應星少年天才,過目不忘。但這些對于他個人命運、家族命運的扭轉,毫無益處。


      他一生最大的光榮,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雙雙考中舉人。


      此后,他五次進京考進士,每次都當了炮灰。


      沒辦法,縱有凌云志,他一輩子也只能茍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


      但他始終心有不甘,于是時常沒日沒夜、吭哧吭哧地寫書。


      大概50歲的時候,他的書殺青了。這時,他告訴世人:


      “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翻譯過來就是,貧窮限制了我,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能不傷心嗎?


      還好,他有個好朋友涂伯聚,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


      這一年是1637年。


      很多很多年以后,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這一年,東西方同時出版了影響人類的兩本書。


      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方法論》,另一本,正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令人嗟嘆的是,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借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


      而后者,卻開啟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


      ▲宋應星塑像: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




      宋應星是個奇人。在《天工開物》問世大約300年后,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


      “士大夫之心理,內容干燥荒蕪,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獨自辟門徑,一反明儒陋習,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偉,結構之大,觀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


      《天工開物》到底是本什么書,會讓宋應星贏得“有明一代,一人而已”的極高贊譽?


      簡單說,這本書記載總結了大量農業、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生產知識,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并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使整本書更加實用。


      西方人稱這本書為“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這本書初版時,在國內的銷量并不好。沒幾年,大明亡了。清初,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并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


      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并讀到《天工開物》。


      宋應星撰述此書,目的是通過實學,來達到富國強民。他的骨子里還是有為時代把脈,并開出藥方的想法。


      晚明的思想、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實際上并不落后于西歐。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一些思想家呼吁人性解放,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擺脫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


      他們通過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記錄數據、歸納分類等方法,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比如,地理學有徐霞客的《游記》,藥物學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河防一覽》,農學有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等。


      大家公認,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并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中國并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文明之路。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明清易代之后,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


      ▲《天工開物》中的插畫。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后,突然間銷聲匿跡,完全絕版。


      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大約在康熙五年(1666年),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作為“宋氏家訓”留給子孫們:一不參加科舉,二不去做官,只在家鄉安心耕讀,以書香傳家。


      也好,他死得倒是時候,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


      乾隆時期,朝廷以編修《四庫全書》的名義,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在這次號稱“偉大的文化工程”之后,就在歷史上無故“失蹤”。


      嚴格來說,《天工開物》并未被禁毀,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


      這么好的書,為何被官方無視?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四庫全書》的收錄,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對科技書籍不感冒;另一個是,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對女真族的鄙夷,觸犯了政治禁區。


      然而,不被《四庫全書》收錄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被收錄后的命運。


      由于《四庫全書》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致使《天工開物》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


      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導致了《天工開物》在中國消失近300年。


      吊詭的是,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


      《天工開物》在歐洲,被翻譯成12國語言,傳播甚廣。歐洲學者稱,這本書“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宋應星則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后,就火得一塌糊涂,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因為這本書,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日本人將此書奉為“植產興業”的指南,非常實用。


      一直到了民國時期,這本書“出口轉內銷”。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么偉大的一部書。


      ▲民國重刊《天工開物》,依據的是日本的版本。




      可悲的是,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


      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鴉片戰爭之后,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挨了英國一頓暴揍。又是賠錢,又是割地,慘痛至極。


      這一年,湖南人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揚州刻印出版。


      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不僅包括各國地理,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


      在大清新敗的時候,出版這樣一部大書,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條古訓,并不過時嘛。


      然而,魏源還是太天真了。


      甫一出版,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贊美”之詞,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在他們的心里,鴉片戰爭輸了,但天朝還是天朝,蠻夷還是蠻夷,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


      于是,有官員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


      遭到無端非議的《海國圖志》,在國內的印刷數僅有千冊左右,隨即被列為禁書。


      再后來,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海國圖志》問世20年,中國根本沒變樣,“事局如故”。


      ▲《海國圖志》的傳播:墻內開花墻外香。




      魏源公開刊印《海國圖志》,其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尤其是,他在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更讓動輒“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國統治者備感不爽。


      就算是林則徐,昔日的對英強硬派,在真切感受到中英的實際差距后,也選擇了沉默。


      從政經驗豐富的老林,或許早已悟到:你不可能叫醒一個裝睡的帝國。


      在發配充軍的前夜,林則徐約曾經的幕僚魏源長談,將自己未編纂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給他。


      魏源勇敢地站了出來,這才有了《海國圖志》。


      假如他當時能夠預見到在他死后近20年,光緒年間一個湖南老鄉的命運,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他的這個湖南老鄉叫郭嵩燾。


      擔任駐英公使后,郭嵩燾在日記中說了英國的好話,穿了洋人的衣服,學了洋人的禮節,這就引起官民兩界人神共憤。


      在湖南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毀了郭嵩燾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連郭的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后世?”


      你要知道,《海國圖志》的初版,還在此之前30年。魏源沒被逮起來,僅把他的書當作禁書,已算萬幸了吧?


      ▲魏源:睜眼看世界,怎么這么難?




      可是,比起日本人初見《海國圖志》如獲至寶的興奮,我又感覺大清治下的中國確實是不幸的。


      在《海國圖志》初版8年后,1851年,一艘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日本官員在例行檢查違禁品時,翻出了3部《海國圖志》。


      從此以后,日本人對這部書上了癮。


      當時,黑船事件使得日本面臨中國同樣的命運。列強向日本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有志之士都在尋找出路,《海國圖志》的出現,恰是時候。


      日本人通過這部書“睜眼看世界”。


      一時間,《海國圖志》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研讀的經典著作。因為過于暢銷,一書難求,短短幾年間,這部書的價格就漲了三倍。


      日本維新派人士將此書作為“必讀之書”,引魏源為“海外同志”。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等都深受此書影響,以至于梁啟超后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梁啟超: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與此同時,在中國,兵部左侍郎王茂蔭曾向皇帝推薦《海國圖志》,奏請廣泛刊印。結果,收不到一點兒反饋。


      難怪得到《海國圖志》滋養的日本人,不好意思地感慨說: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并為清帝悲之。”


      在近代的國家較量中,中國并非沒有機會。只是最高統治者不給力,盲目自大和排外,以至于一次次錯失變革的機遇,悲哀啊。


      等到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碾壓,思想認知的差距,終于變成了兩國的實力差距。


      后來,伊藤博文高調訪華,面對日本崛起經驗的求教,他只是淡淡說了一句:你們應該好好讀讀《海國圖志》!


      確實,從《天工開物》到《海國圖志》,大清帝國親手扔掉的寶貝太多太多了,連馬克思都看不下去,尖銳預言了這個帝國的末路: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個帝國注定要在一場殊死決斗中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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