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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越長越像,到哪兒去找故鄉

      2019-07-31

      列車飛速前進,我正昏昏欲睡,聽到列車員報出“下一站石家莊”時,突然就清醒了,就好像夜半夢中迷了路,正急得原地打轉時,突然聽到有人喊了聲“這邊兒”。

      前一天下午,我才從美國回到中國,在北京匆匆過了一晚,就上了這趟開往武漢的高鐵列車。這次回國十天的時間,要去一大堆從來沒去過的城市,見一大堆從來沒見過的人,包圍在“您”來“您”去,恨不得把酒杯“低到塵埃里”的客氣中,卻沒時間去約那些可以喝到掏心扒肺哭訴往事的朋友,甚至都沒時間回一趟家。這一天的火車在石家莊站停留的三五分鐘,就成了我此行中離家最近的時刻,不容錯過。

      我把臉貼在車窗上向外看,這時候車正行進在大片的田野中,到底是北方的田野,莊稼們都長得橫平豎直,很有擔當的樣子。田間偶爾閃過一條條柏油路,通往遠處的村舍,兩邊都是筆直的白楊,路面和樹葉子在陽光下閃著只有初夏才能見到那種洋洋灑灑跳躍著的光。這時候我已經開始激動起來,那些柏油路,每條看上去都像初中時老師帶我們騎自行車去參觀社會主義新農村時走過的那一條,從那兒以后我一直覺得,凡長成這樣的路,都應該叫“康莊大道”,而看到了這樣的“康莊大道”,就意味著快要到家了。

      不知過了多少條“康莊大道”之后,列車果然進站了。可車窗外的景象讓我的心涼了半截。一個我不認識的明光锃亮的車站,軌道上停著些我不認識的子彈頭列車,站外面是一群我不認識的高層住宅樓群,鑲嵌在我不認識的天際線中。

      基本上,除了站牌上那幾個漢字,這里的一切我都不認識。其實嚴格說來不是不認識,而是認不出。差不多每一座中國城市的每一個火車站,看出去都是這個樣子,故鄉和遠方沒啥區別。

      我跟這個城市不算熟,這完全是我的錯。我在這里生活了19年,和在紐約生活的年頭一樣長,可那時候我整天都在幻想外面的世界,從來沒仔細看過身邊的景致。

      但我畢竟是跟它有過淵源,也見過它在克隆時代到來之前與眾不同的模樣。這大多是因為我媽這邊兒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里,1926年她的爺爺何軼塵創辦了這個城市第一個西藥房,取名普惠,普惠大藥房的名字在這個城市的風風雨雨里存在了40年,直到被收歸國有,變成了今天的康寧醫藥商場。

      我沒見過這位太姥爺,卻聽到過關于他的種種江湖傳說:如何在科舉考試中撰文批判科舉制度激怒考官,如何上了日本人在天津辦的洋學攻讀西藥,如何在軍閥部隊當了司藥,如何白手起家創辦藥房,如何因為給八路軍供藥被日本人通緝四處逃亡,最后還是被抓住打了個半死……

      這些情節本來比電視劇還精彩,可那時候家里人講起這些故事,我從沒用心聽過,就像我從沒認真對待過這所城市。

      人在年少氣盛時,總以為長輩們的故事都是用來遺忘的,而故鄉都是用來逃離的,總以為它們反正哪兒也不會去,只要你愿意回去,它們就一定會等在那里。等明白過來時,長輩們已經帶著他們的記憶走遠了,故鄉也已經是面目全非。

      太姥爺留下的四合院,是石家莊市中心中山路上同樂西胡同里最氣派的宅子,兩扇大門上釘著九九排開、大過我手掌的銅釘,門在青石門洞里關開,發出轟隆隆如雷鳴的響聲。只不過我記事的時候,東西廂房已經歸了公,住進了兩家勞動人民,姥爺姥姥、兩個舅舅和他們的妻小都被擠進三間正房。姥姥在這種境遇下竟神奇地和勞動人民處得親如一家,這件事至今都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在這個院子里,我度過了一段野生放養的童年時光。我姥爺是老太爺的長子,可他對生意完全沒興趣,一心鉆研奇門數術。就是在這里,我跟他學會了雞兔同籠的算法,字典上都查不到的生僻漢字的讀法,看他為了制成永動機用磁鐵塊進行各種古怪的排列組合,沒事的時候還把他養的各種花色的偷出來,纏在胳膊上站在胡同口得瑟,嚇得路人落荒而逃。那時候我五歲

      同樂西胡同口有個甜食鋪,整個石家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后來我在美國每次聽到有人用“小孩子進了糖果店”來形容激動的心情時就會想起這兒。那里賣的紅豆糯米稀飯,每粒米都熬得黏稠滑潤,每個豆子都翻開著花,盛在碗里冒著氤氳的熱氣。只放一小勺白糖,一絲一絲若有若無的甜里,恰到好處的加裹著糧食的原香,如果表現好加上死乞白賴的央求,大人們就會再給你配上一個剛出鍋的麻球,咬一口滋滋冒油里面的紅糖餡會燙到舌頭的那種,就算拿整個世界來換也值得。

      出了同樂西胡同就是繁忙的中山路,火車站就在左手邊,但那是個小孩子絕對不準一個人涉足的地方——據說那里到處是拍花子的,用一種神奇的藥水涂在手上,小孩子聞了就會不哭不鬧跟著陌生人上火車,在一個沒有甜食鋪的遙遠地方開始另一種苦難人生。右手邊走不遠就是人民商場,我從小討厭逛街,可這里處理的零碎布料是我媽的最愛,這些布料后來都成了我的裙子,因而這也是世界上我唯一有過好感的商場。不過讀高中以后我就再也沒去過那兒。

      我考上重點中學的那個暑假,曾經在那里遇到了一個成績不錯卻一時失手沒考上高中的同學——她在那里賣皮鞋。在那種慌亂地錯開眼神、假裝跟身邊的人談笑風生的尷尬里,我尚未成型的人生觀被徹底顛覆。從那兒以后我一直覺得,我一生中得到的一切都只是因為幸運而已。


      石家莊中山路今昔

      中山路上的雜耍無外乎是幾個酒杯底下放幾個紅色小球,來回翻轉那套常見的把戲,偶爾來幾個耍猴的外地人,小孩子們就像過節一樣歡天喜地。路中間任何時候都是車來車往,當然大多是自行車。但有一兩年國慶節,整個馬路禁車,人們早早就擺著小馬扎來到馬路中間卡位,待天一黑看漫天煙花在頭頂綻放。不用登高,連小孩子都能看到。那時候沒什么遮擋視線,所以人都能看得很高很遠。

      突然有一天,這些全都消失了。老火車站廢棄了據說成了博物館,不茍言笑的人民商場也被花枝招展的現代商城取代,老宅子、甜食鋪、同樂西胡同和那里所有的胡同全都蕩然無存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在這里生活過的人們全都各奔東西。

      但那是哪一天呢?那一天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完全沒有記憶。也許并不是一天,也并不突然,他們只是在我沒留意的時候,像煙花一樣一瓣瓣地熄滅,融進了歷史的夜色里。

      而我也在這座城市沒留意的時候,在一個下雨天,上了一輛開往南方的綠皮火車,悄悄離開了它,幾年以后又上了一架飛往大洋彼岸的飛機,越走越遠。再回來時,這里已經和中國、世界的大部分城市沒有區別,到處是高樓林立、霓虹閃爍,路邊連鎖店、廣告牌和手里拎著購物袋心滿意足的人們。城市仍然是那個城市,可這里的街景如果被連根拔起來,植入到其他任何一個城市,也完全不違和。

      城市的同質化在世界范圍里都是件讓人頭疼的事兒。這首先是從建筑開始的,一個地方的建筑原本是與本地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文息息相關,光源、降水量、冷暖和當地盛產的建材都在設計師的考慮之內。但二戰以后,原材料和科技的進步使得這些地區因素不再重要,隨便在哪兒建出一個鋼筋水泥帶空調的高層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建筑逐漸失去“家鄉的本色”。

      美國的情況尤為典型。戰后的美國剛好走出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回到國內的老兵潮和迅速成長的嬰兒潮使人們對房屋的需求大增,國家購房政策的優惠也使更多人開始考慮買房。地產商抓住時機,在地廣人稀的郊區大興土木,用一樣的圖紙,無需花費太多心力,把成本降到最低,迅速建成大批住房,發展起新興小城。住進這里的人們只能開車出門,汽車市場空前火爆,多出來的汽油稅又被用來修建統一模式的高速路,把那些原本誰也不認識誰的多胞胎小城連接在一起,方便大家認親。

      也是在戰后的二三十年間,麥當勞、肯德基、沃爾瑪這些標準化連鎖店橫空出世,追隨著購房的人流開始占領美國小城,成了城市同質化的重要推手。人們生活便利四通八達,無論在哪兒都可以在同樣的快餐店里吃飯、到同樣的大賣場購買同樣品牌批量生產的物品、然后心滿意足的回到一模一樣的家。

      你到美國來時,如果有閑心可以到那些叫Levittown的小城逛逛,很多州都有,它們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全都是一家叫做Levitt and Sons的開發商按同一個模子建成的。


      萊維頓(Levittown)在二戰后為美國退伍軍人和他們的新家庭(限于白種人)開發建設的七個大型郊區


      Levittown主打:低價,適合所有階層

      這也是美國城市規劃史上所謂“城市更新” (Urban Renewal)的鼎盛時期,包括紐約在內的大城市在規劃布局方面被追求光鮮、現代、高大上的思路左右,大而無當的建筑動不動就從天而降阻斷幾個街區,住宅小區動不動就被高速路斷為兩截。原有的社區群落被打散,人成了建筑的附屬。紐約社會活動家Jane Jacobs在她1961年出版的名著《美國城市的死與生》中痛陳過“城市更新”對城市生活幾近毀滅性的打擊。要不是她高瞻遠矚帶頭抗爭,紐約像格林威治村這樣特色鮮明的小區恐怕早已被豪華高樓區取代。


      入住Levittown的一家人

      在1996年9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一篇名為 《家不成家》(Home from Nowhere)的文章中,作者James Howard Kunstler這樣描述這種差不多席卷全美的景象:

      “驅車上路,映入眼簾的一切都如此令人窒息的丑——那些大盒子商場、辦公室單元、汽車配件店、地毯店、停車場、一群群假模假式的房子、那些廣告牌和塞滿了車的高速路——好像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為了折磨人類而設計出來。”

      而相比之下,以前那些建立在與本地風物上下文基礎之上的建筑和群落就完全不同,它們 “使我們微不足道的生命有了意義和尊嚴,給當下注入了我們自身生命力的鮮活,把人放在古往今來的永恒之中,顯示了我們是一個更大更有意義的有機體的一部分,甚至顯示了這個更大的有機體也在乎我們的存在,因而我們應當尊重自己,也尊重身處于同一個有機體的其他人,不論先來后到。”

      如今這種大盒子式的雷同已經成為美國人同仇敵愾的箭靶,大盒子商家的進駐計劃在任何地方都會引起抗議示威,大城小鎮都開始走挖掘地方特色突出個性的路子,但城市的同質化并未因此減弱。去年《紐約》雜志刊出了一篇題為《讓人無法忍受的城市雷同》的文章,作者Oriana Schwindt花了七個月游歷全美,本想尋找各地與眾不同的景象,卻發現每個小城都不出意料的有幾家個性咖啡館、壽司店、出售本地特色雞尾酒的高級酒吧和手工啤酒工坊。這些本是非連鎖的特色小店,但他們表現個性的手法卻大差不差,在這個城市的一家咖啡店看到的裝飾,不久以后就會在另一個城市的另一家咖啡店里重逢,每家特色店里前來光顧的年輕人,扮酷的樣子也都差不多。

      這樣的個性店鋪和社群在Jane Jacobs的年代可能會被視作一個城市社區的理想狀態,而時過境遷,在反抗雷同中產生出的個性竟也像當年搖滾青年必備的長發和破洞牛仔褲一樣被批量生產,變成了另一種新的雷同。這真是足夠諷刺,大概銳不可當的新潮流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長著長著都難免“變成自己討厭的樣子”

      可是從那種“同”變成這種“同”在美國畢竟還是用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呢?統一模式的高鐵、地鐵、連鎖店進軍每個城市,和各地冒出的單個看特好玩、放一起看特崩潰的步行街差不多就是前后腳。

      那些充斥著木頭桌椅、彩色靠墊、新鮮植物、革命招貼畫配無厘頭新詞墻紙的咖啡館塑料桌椅、標準餐具、統一味道的連鎖快餐店幾乎是并肩作戰,迅速把那些原本是千人千面的城市都整成了蛇精臉。這種速度身處其中的人可能不覺得,一個缺席了太久猛一落腳的人真的會眩暈。

      這次行程里,唯一讓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覺的地方,是煙臺的一個住宅小區。這個被我無心誤入的小區看上去有些年頭,大概因為不是一線城市,躲過了一些滅絕師太式的整改。

      黃昏時分,小區中心的小廣場周圍密密匝匝布滿了攤位。一塊錢一根的冰棍,放在大紙盒子里賣的沒有獨立包裝的餅干、馓子、江米條,論堆賣的黃瓜西紅柿,鋪了一地的廉價襪子和內衣,剛撈出來沒多久的活著的海貨。老鄰居們拎著籃子紛紛出動,家長里短地聊著,卻不會錯過任何可以低價包圓兒的好東西。小販和顧客熟絡的打著招呼,一邊討價還價一邊聊兩句關于城管的事兒。孩子們在小廣場上追打嬉鬧,幾個老頭兒坐在旁邊的石頭桌椅上下棋。

      這不是我的家,我和他們都不認識,但我喜歡他們之間互相認識、彼此關照的樣子,這里的煙火蒸騰符合我對家的記憶。

      2012年,原《紐約時報》駐上海主筆Howard French把他在上海期間拍的老弄堂里平凡人家的照片結集出版,由來自上海的旅美作家裘小龍配上詩文。那本書的名字叫《消失中的上海》。在其中一段文字中,裘小龍從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句“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引出自己對城市翻新的憂慮:川流不息逝者如斯本是自然規律,但“如果連河流本身也消失了呢?

      那天晚上,在煙臺的那個小區里,包裹在尋常日子的熱鬧中,我決定還是不去想這么傷神的問題,就當它只是離家出走的人在鏡花水月里杞人憂天吧。吹著清涼的海風,我坐在馬路牙子上吃了一碗違章小販出售的涼皮兒。

      那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涼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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